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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七年之痒

时间:2018-07-06 16:14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888真人官方网站玛丽莲·梦露站在地铁通风口让风将她的白色大蓬裙掀起一朵浪花的镜头,早已成为电影史上令观众津津乐道的经典场景之一,电影的名字叫做《七年之痒》。

  再和谐的社会都难免会有不和谐的音符,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直面现实、勇于变革和担当,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必须具备的健康心态。

  今天的澳门,业的爆炸式发展固然让昔日毫不起眼的小城成为耀目的明星,政府财政宽裕之余,固然可以大派“利是”,民众一时皆大欢喜。但百物腾贵,炒味浓烈的楼市,收入差距扩大,城市拥挤,虚浮之风日盛,淳朴世风渐淡,也是毋庸置疑的现实。政府施政透明度的不足、重善意轻制度的偏好、民众问政意识的欠缺、新闻媒体的保守化倾向,更让人在欣喜之余心生隐忧。

  过去的几百年,澳门虽然没有经历风云际会般的大喜大悲,却也在许多中外人等、各式各样的思想、做法和风俗的来了又去中,收获了一份意外的果实:平和、接纳、容忍异见。这样的胸怀,也许可以成为澳门处理经济多元化和上不同意见的精神资源。

  如果说澳门是一位小家碧玉的话,香港则是无可争议的大家闺秀。在业带动下,澳门的人均GDP可能将在短期内超过香港,而香港的法治、透明和开放,却也是澳门短期内学不到的。毕竟,大家闺秀有大家闺秀的雍容,小家碧玉也有小家碧玉的可爱,两地理应用足“一国两制”的空间,在这块实验田里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肩承为中华文明的制度创新提供持久支持的使命。

  11月17日下午,正当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何厚铧在立发表《2007年施政报告》时,澳门最南端的黑沙沙滩依然游人如织,人们三三两两站在岸上,眺望着远处并不平静的南海。

  在沙滩边的一间葡萄牙风味餐厅里,黄枝连教授向记者娓娓道尽澳门的前世今生。在这位享誉华人世界的学者眼中,葡萄牙的殖民统治并没有给澳门留下多少可资借鉴的治理制度和体系,而“一国两制”也意味着的制度不可能移植澳门,这种制度建设上近乎空白的状况,是特区政府的历史性机遇,制度创新与探索的空间孕育着空前的和挑战。而从回归7年的实践来看,只有尊重社会的多元性、吸纳更多的社会团体和利益集团加入社会治理活动、尝试更多的治理手段,澳门才有长远的未来。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在过去40年里,您曾经先后在马来西亚、香港、美国、新加坡等地学习和工作,澳门是您最近的一个落脚点,您对这块土地印象如何?

  黄枝连(以下简称黄):从地理位置上看,澳门位于珠江河口西,江水流向西南入南海,把沙石都带到了这里,所以这里的海水混沌一片,没有优良的港口,澳门半岛和凼仔岛之间的海峡几百年后就会被泥沙填平。而香港位于东岸,维多利亚海港两端比较狭窄,阻挡了本来就不多的泥沙,使湾内形成了优良的深水港。当年英国人经过勘察发现了维多利亚海港的优势,才占领了这里。

  在当时西方的文明体系里,英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体系,势力遍及世界,自然非常强势,要在香港强力推行在本土已经行之有效的一套制度和治理模式,而葡萄牙则是一个弱势的、小的文明体系,在列强之中排名靠后、自顾不暇,这就决定了它没有足够的力量和雄心去强制推行自己那套东西,而只是满足于得到些许好处,所以葡萄牙人尽管在澳门是统治者,但不大和华人来往,也没有强迫中国人学习葡语,基本上葡人玩他们的,中国人玩中国的,互不打扰。有人说,那时中国就有“一国两制”。

  地理上的先天劣势和上的相对低能,决定了澳门不是一个大舞台,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事情,也决定了澳门人的性格:为人本分,不骄狂,不放肆,对境外的人与事没有太多关心,对回归本身和回归后的发展不会有太强烈的反应与执著,跟香港人很不同。

  黄:确实如此。英国人在香港留下了许多东西:制度、公务员体系、法治等等,回归社会后有一个“典范转移—体制创新”的问题,所以达成妥协的时间很长,过渡期里一直风波不断。而澳门则不同,葡人当初来澳非由国王或印度总督组织,而是自发行为。之后200多年来,澳门葡人名义上接受葡萄牙王室和法律的管治,实质上则受到明清政府之严格制约。由于没有中国的承认,19世纪中叶以后的澳门法律地位仍处于不明朗状态。葡人在澳门无法有效地行使主权权力,广东地方官员依旧掌握住大部分澳门居民的刑事民事权,华人可以依自己的风俗习惯缔结婚姻,继承财产,从事商业活动。到了1960年代后,中国中央政府对澳门的影响也不断增加,在某种意义上,澳门的回归从那时就开始了,长达三十几年呢。由于中国因素在回归之前的澳门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回归的过程很顺利。

  但澳门社会既没有接受过完全的殖民统治,也没有经过非殖民化的洗礼。葡萄牙自70年代中以来在澳门推行的政制改革,既未促成支持政府的本地领袖的出现,亦未见反对政府的本地政客冒起。而一个由本地公务员组成的官僚队伍,尚未真正成长起来,获得应有的力量和应变能力。由于主权治权长期分离,居民的参与程度低下,未像香港那样形成所谓“强国家机关”支配“弱民间社会”的统治形态。澳门实际的情况是,公权微弱乏力,民间社会和专业体系也不发达,和政制尚处于低度发展阶段。

  这两种情况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回归过程很平稳,对社会的震荡不大,回归后由于有中央的支持,赌权的开放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上的争论也不多,这是好的方面。不利之处则在于,回归以后的澳门政府行政经验不足,他们不可能回内地的党校和行政学院上课,一部分官员没有受过系统的行政训练,便管理起世界级的业,而由于绝大多数本地居民一直以来对漠不关心,和香港人一切问题都喜欢拿到桌面来讨论不同。澳门人如何不那么含蓄,而逐渐学会并习惯公开讨论问题、解决问题,是关乎文明重建的大问题,这使政府可以学会正确处理同新旧既得利益集团的关系。

  《南》:澳门回归已近7年,人们对澳门的了解仍然有限,大部分人的认识仍然只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您怎样评价这一阶段澳门的总体发展状况?

  黄:可以说,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澳门在过去7年里开创了新局面,新的政府尽管经验不足,任务繁多,但表现出了很强的学习能力,是一个学习型政府。赌权开放后,澳门经济一改颓势,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发展。澳门变成了一个大工地,每天都有新的建筑在动工;全民就业,市民是富有的,基本没有贫困的问题,实行了15年义务教育,看病也是免费的;治安得到了很大改善,黑社会势力基本肃清。这些成绩毋庸质疑。

  但同时,社会问题的大量涌现也对特区政府的应对能力和管制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挑战。在产业结构上,的一枝独秀固然解决了财政和就业问题,但也带来一系列问题。赌吃不完,政府和民众会很容易满足,产业结构多元化的动力就会不足;而赌业的昌盛会从其他行业转移资本和劳动力,使经济对单一产业的依赖更为严重。这种情况在现阶段是可以理解的,但政府应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不能只看到业今年又增长了多少多少,而应出台有导向的政策,为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创造条件。7年只是一瞬间,澳门的发展应着眼于20、30年甚至更长的历史阶段。

  澳门特区政府是一个基本没有前人经验可以借鉴的新政府,没有进行行政管理的经验,也没有处理不同意见的经验,而回归后方方面面的问题却比以前多了许多,以前因为是葡人政府,民众对并不热心,要求也不高,但现在的政府是中国人的,大家的要求就不一样了。施政是否透明和公正,政府是否廉洁诚信,人物的操守,民众在这些方面都有了更高的期盼和更高的评判标准。在这些方面,政府的表现显然还不能让民众满意。而在吸纳了既有的利益集团和传统社团进入社会管制系统的同时,如何克服封闭性和排他性,给新兴的团体及其代表创造参与的机会,这是现阶段民众对政府更高一层的要求。

  而更根本的问题在于,澳门没有公民社会,没有压力集团,多数新闻媒体也对政府和和气气,这在一些人看来是少了一些噪音,但也意味着政府的施政还没有能置于更广大民众的监督和制衡之下。政府固然释放了很多善意,减了税,给予民众很多恩惠,但这些善意还缺乏制度保障。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英明,一切都好说;如果出了什么差错,遇到了不可预见的危机,大家恐怕就会吵成一团。这显示,澳门特区的管治方式要更上一层楼了。

  从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及“一国两制”的发展来看,传媒一味“抹黑”特区政府及其施政,对特区和中央关系一味持批判态度,并不利于新局面的打开。但传媒不能进行相对公正、公开、公平、独立、批判性的分析与报道,也是不利于打开新局面的。

  黄:特区政府的成绩有目共睹。七成的支持率自然很高,但特区政府的支持率最高时曾达到九成三,两个数字的对比,是能反映民众情绪微妙变化的。民众的要求高了,变挑剔了,这自然是一个原因,但也说明特区政府在某些方面已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民调数字的变化、某些方面的反对声音,这是生活中很正常的现象,不应做夸大的理解。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澳门人和祖国的联系是很紧密的,即便是不同意特区政府的人也基本都是爱国的,只是表现的方式不同罢了。就事论事地处理反对意见,是澳门大多数人的利益所在。

  事实上,华人社会历来有为尊者讳、为当政者讳的传统,人们不习惯于对在上位者穷追猛打。所以很多时候,一个人今天在台上,人们给他打90分;明天就发现他实际上是一个大坏蛋,根本不及格。这样一种传统文化,对当政者实际上是一种纵容和伤害,因为他失去了改正和纠偏的机会。久而久之,民众也会产生强烈的虚无感。从这个意义上讲,澳门生活中的一些不同声音,其实是促进社会健康进步的积极因素。

  《南》:您刚才提到了特区政府在施政方面的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那么在您看来,问题的解决之道在哪里呢?

  几百年来,澳门一直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当年就是在这里就读英国人开办的学堂;同时,澳门也是许多外国人在中国的第一个落脚点,如著名的利玛窦神父。几百年来,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带着各式各样的思想、做法和风俗来了又去,澳门人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场面。所以,接纳和包容异质的东西,对澳门人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大家各行其是、互不干扰,做各自的事,拜各自的神。这样一种文化上的特质,其精神内涵是完全可以移植到社会生活中的。

  在层面,政府施政的透明度不够,少数人甚至几个人说了算,就很容易给别人留下负面的想象空间。所以,应该让更多的个人和团体参与化的过程中来,做决策时进行更多元化的利益考量;同时,经济上也不能只单一发展,而应有更多元的思路和规划,包括内地,不可能只靠引进外资和大搞外贸发展经济。特别在公共财政的审批和招投标方面,亟待增加透明度,需要更公开化的做法。在社会生活领域,不能把没有公开的反对声音当成和谐、福音,而应鼓励人们公开表达自己的看法和不同意见,建设强大的个人和公民社会。

  澳门的新时代才刚刚开始,新的特区政府会给澳门带来什么样的局面,能否留下能让以后历届政府和澳门人受益无穷的制度架构,这是特区政府也是市民的历史机遇,所以这些年我一直强调要建立“学习型城市”、“学习型政府”以及“学习型公民”,不可能把全部的责任推给政府。

  《南》:澳门紧邻珠海,但两地的合作成效一直不大,在港珠澳大桥、横琴岛的开发等具体问题上,双方更是龃龉不断,您怎样看待这些现象?

  黄:澳门和珠海的产业结构大不相同,因为政策原因,澳门的也不能够辐射到珠海去,双方合作的基础并不广泛,这是现实的原因。但更根本的还在于一个心态的问题。

  事实上,“一国两制”并不仅仅是港澳两地的事情,它更是全国人民的事。对澳门而言,它是50万加13亿的概念,而不仅仅是这里50万人的事。50万人不必向中央纳税,不必当兵,各种权利都有,很多义务却不必履行,这是全国人民的容忍和恩惠,不是你原本应该有的。赌就更是中央的恩惠和照顾了。所以,澳门政府不能只看到澳门的事,而应该意识到是中央把“一国两制”交托给了澳门。

  对这样的善意,澳门应有所回馈。澳门的淡水基本来自西江,西江枯水期时,贵州、广西、云南要把自己的淡水输到澳门,一桶水到了澳门就只剩下一杯了。这种做法不是人家应该的,从这几个省区的角度出发,它们应该是不愿意的,这些水完全可以用来发电赚钱嘛。意识到这些,对西江污染的治理、那几个不发达地区的扶贫,澳门都应积极参与;澳门的大多数游客都是从珠海过来的,所以,帮助珠海发展,澳门责无旁贷,双方在旅游、展览等行业的合作甚至一体化都是大有可为的。这中间,关键是澳门的心态要平和,不能遇事就乞灵于中央政府。

  更重要的是,澳门要用新的发展模式,更多样化的实践,更先进的管制方式,更高的文明来回报国家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永远需要“一国两制”。

  11月16日,澳门特首何厚铧发表了其上任以来的第八份施政报告,核心内容是报告的第三部分:《勇于变革,共同承担——施政专题阐述》。

  当地媒体引述立议员李沛霖的言论,认为施政报告“有突破”,特别是在“变革与承担”的概念阐述上,整体引入了新思维。往年的施政报告侧重“社会和谐”,对社会上一些诉求、现象,不是较少谈及,就是负面看待,这次对过去少提、不提的社会矛盾和诉求,都有点出、有回应。强调政府的承担比居民的承担更重要,体现了特区政府乐于承担的胸怀。

  明年,澳门将启动第三届特首选举和第四届立选举准备工作。有评论认为,依法不能再连任的何特首,应为人创造良好的局面,这是他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所以新施政报告展现出崇明改革精神的新姿态,也是理所当然的。

  但另一位立议员区锦新则批评政府在“变革”和“承担”上做得都很不够。报告对很多根本性的问题没有触及,法律、行政改革等内容每年都有提到,但一直以来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革措施。他认为,7年来特区政府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对民间事务的关注也增加了。但随着经济发展和当家做主意识的增强,澳门人的诉求也慢慢提高了,开始重视自己的权益,不再哑忍,政府的施政应增加透明度,扩大基础,因应人民的新需要。

  据澳门电话调查中心对这份施政报告进行的调查显示,市民对施政报告的满意程度超过六成,但对特区成立以来整体施政和特首工作的满意程度,呈现下跌态势。

  在施政报告中,何厚铧强调要对现有的社会生态进行调整,扩大团结面,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增强特区政府的基础和施政咨询面,真正做到广大澳人治澳。

  对这番表示,区锦新认为,这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几年来澳门生活的社会基础不够广阔的现实,现在政府意识到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大的进步。因为如果参与决策的只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小圈子里的人,就不能在施政时及时提供足够的民生意见,政府的公信力自然会受到影响,因此应该多吸纳基层的人、有基础的人参与政府决策。

  但区同时认为,扩大施政基础不应仅仅留于口号和表态,要有实质性举措。而目前澳门中的某些制度设计,并不利于更多人的参与。

  比如,澳门现在只有一个立,而没有区议会,回归前的市政议会也取消了。普通老百姓和立法者之间没有中间层,而现在的立只有29名议员,直选的只有10人,这么少的人要直接联系50万澳门市民,显然难度很大。从立的职责来看,它更偏重宏观和长远的政策制定,很多关乎市民切身利益的问题可能会被看作是小事情而重视不够。

  另外,根据《澳门基本法》和《立议事规则》的规定,立议员提出的法案或修订提案,得由不少于9名议员签署;议员行使提案权时,如果涉及特区政府政策,必须得到行政长官的书面许可。而特区政府对4个方面的事项享有专属提案权:立选举法、公共收入和指出、体制和政府运作。

  区锦新认为,这些规定让议员的提案权受到很大限制,提出的提案也经过漫长的行政程序才能到达具体负责的人那里,有时就会石沉大海。比如,“今年年初我们提出了城市规划法,3月份就交到特首那里,但到现在也没有回复。”

  澳门幸运业职工总会理事长郑康乐认为,一些澳门人长期以来和政府及中央对着干,却没有实质性贡献,这些人被称为派,事实上忽略了的实际意义。

  区锦新则强调,不能把有不同意见等同为和政府、中央对着干。人人都一团和气,你好我好,政府又怎样能及时纠正和弥补可能的偏差呢?如果议案的制订过程议员都不能参与,得不到尊重,只是把既成事实摆在大家面前的话,又如何能让人不骂人,一直保持理性?

  区告诉记者,和香港不同,考虑到澳门的现实情况,他本人和所谓的“派”并不要求现阶段搞特首直选和普选,因为民众在这方面的呼声并不强烈,上层也没有这样的意愿。

  由于80年代初澳门仍没有本地的大学,有大批澳门人到广州暨南大学和国内其他大学升学,这些接受中国价值观的毕业生返回澳门后,加入澳门公务员体系和其他行业,再经过20年的晋升,不少人已成为澳门特区政府的高级公务员和各界的精英。所以,澳门人的国家认同感和爱国意识是很强的,即便是反对政府政策的人,也基本是就事论事,希望政府工作不断改进,而不是想借此达到其他目的。

  在施政报告中,何厚铧强调,对于和市场活动关系密切的部门和实体,对于财政支出十分庞大的公共政策或公共活动,特区政府将实行额外加强的廉政和审计监督。并认为即将设立的问责制度,是特区政府施政团队勇于承担的重要体现。

  区锦新则认为,特首对公共财政的监督机制和可能的改革方向一点都不提及,让人遗憾。因为现在的问题是公众对很多开支庞大的公共财政项目的知情权还很不够,一些大工程不起预算,议员也不能过问具体的运作,这种情况下很容易滋生和暗箱操作。区强调他并非指责或影射什么人,而是希望政府能完善相应的制度设计,增加透明,杜绝人们就此产生的负面联想。

  2005年11月,澳门举办了第四届东亚运动会,最终,该运动会的开支从最初政府提出的20亿直线亿。澳门审计署的审计结果亦证明其超支的严重程度教人咋舌。区锦新就此在立提出质询,要求政府提供详细的说明,并完善公共预算的预算和审批制度,不要只是把结果告诉大家。

  另外,区还提出,澳门土地资源稀少,但却有不少土地长期荒废。而这些长期荒废的土地大都名花有主,只是获批给土地者长期占而不用。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澳门的“圈地运动”盛极一时,有权势者、亲近权力者、懂得花钱者,向政府拿批地尤如探囊取物。而拿了土地的商人不少都只是霸占了土地待价而沽,伺机变土地戏法,以求从中牟取厚利。

  黑沙环新填海区近东方明珠的那幅6万多平方米的土地,就是在1993年批出的工业用地。10多年后的今天,那里将是港珠澳大桥的未来落点,商机无限,获承批者便以澳门“工业竞争力逐渐丧失”为由,申请将原来的工业用地转而作商住用途。结果是政府顺应要求,容许改变用途,黄金地段仅补地价9亿多(若以特区政府成立以来唯一次经公开竞投的土地价格作指针计算,1000平方米值6000多万,6.8万平方米土地价值应在澳门币45亿元以上)。2006年3月,区锦新在立对此提出质询。他认为,行政当局容许土地承批者更改用途,固然有其法理依据,但之前有两幅教育用地正因未能依照合约建学校而遭特区政府收回,说明若土地承批者不依时发展合约指定项目,政府也同样可以合法地收回有关土地。既然容许土地更改用途是合法,收回土地重新规划也是合法,那么,对上述的工业用地为何政府却做出让本属公共资源大量流失、损害公众利益至巨的选择呢?

  区认为,若现行《土地法》确实存在漏洞,令土地承批者可以长期占用土地不作发展,而又存在太多的阻碍政府收回土地的因素,《土地法》便应作修订以堵塞漏洞。行政当局对此应有所计划和安排。

  澳门现有大大小小4000多个社团,有论者指出,这些社团对目前澳门社会的繁荣、稳定、和谐是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社团本身的功能局限性使得社团在活动中的作用只是争取福利的主导者,相对而言,政策的提出、制定或把社会上所发生的种种利益予以究明,并显现于过程管道上,社团的作用就显然力有不逮,因为社团只关心如何影响与他有关的政策。

  澳门社团文化盛行,社团的联谊、团结、维权的基层本质充其量只能培养治澳人才中的执行者,而不能产生规划社会发展远景的设计者或制定者。

  区锦新则认为,澳门社团多与现行的选举制度有关。因为行政长官由300个选举委员选举产生,而这些委员则由社团产生。这样一来,某种程度上掌握和影响的社团越多,对的影响就越大。

  何特首今年的施政报告有相当的篇幅在谈论民生问题,表示特区政府将继续实行过去一年所采用的税费减免措施,即在职业税、营业税、房屋税、招牌税、旅游税、小贩牌照费、摊档租金、非人寿保险印花税、银行手续费印花税等方面继续做出相同的减免安排,并继续发放长者津贴。明年新增加的税费减免项目将包括,豁免人寿保险印花税、流动电话牌费和传呼机牌费。另外,特区政府决定建议在明年调整公务人员薪酬,把其薪俸索引点金额由现时的52.5元上调至55元,增幅达4.76%。

  有论者指出,特区政府在祖国的政策大力倾斜之下,经济奇迹般蓬勃发展起来,有了六七十亿的财政赢余。在财政充裕的情况下,通过减税、加薪来给予人民恩惠,这自然值得肯定。但这样的做法得以挥洒自如,并不能代替长远得当的社会政策制定,也恐怕不能完全认为是行政当局的丰功伟绩。在民生问题上,特区政府往往是谁的呼声高,就给谁一些好处,缺乏长远和宏观规划,没有机制。澳门逐渐浮现的一些在经济高速发展下的社会问题急需解决。

  2006年,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和美国拉斯韦加斯两地的收入都将超过65亿美元。而令世界瞩目的情况是:前者的收入预计将超过后者。

  这当然是“有人欢喜有人愁”的新情况。自2001年澳门政府结束了赌业垄断并允许外国经营者进入以来,赌桌、赌客和业收入都在不断增加,同时,随着中国内地对以前旅游限制的放宽,大量中国游客更是对前往澳门趋之若鹜,这些情况都在刺激着澳门业的疯狂增长。

  现在,澳门接待的游客中,约60%来自中国内地,30%来自香港,8%来自,当然中国游客的兴趣更多地集中在上。

  2005年,有1050万中国游客到过澳门,较3年前跃升了147%,而该年赌场业的收入为56亿美元,仅次于拉斯维加斯的60亿美元。2006年上半年,澳门赌场业的收入为31亿美元,与拉斯维加斯的33亿美元已相差无几。澳门政府估计,澳门2006年的税收益预计将超过170亿澳门元(约21.3亿美元)。

  从1961年起至2002年初,以何鸿为首的澳门娱乐有限公司专营澳门业长达41年之久,使澳门跻身世界四大赌城之一,并逐步将业发展成为澳门经济的支柱产业。

  “也就是因为何鸿一家独大的情况,使澳门政府在很多时候都很尴尬,都需要看他的脸色办事。”澳门理工学院社会经济研究所教授曾忠禄说,“没有哪个政府会愿意被一家公司置于支配地位,而且‘澳博’的发展和形象都不是太好,所以改革是必然的选择。”

  曾忠禄表示,由于赌场收入的80%来自于人数不多的贵宾厅,所以以前何鸿对于普通赌客有许多“怠慢之处”,除了职员的服务态度令人不敢恭维外,葡京赌场内拥挤狭窄的空间也令人生怨,另外诸如所有饮料都收费,而且价格要高于市场价,而职员总是强行索要“茶水费”;同时何鸿并没有把赚到的钱大量投入赌场的扩大和更新,而是投向其他行业,甚至香港的地产。

  澳门大学研究所所长冯家超说:“何鸿这些狭隘的经营思路使他的赌业一直停留在公司层面,仅仅具备一种财富转移的功能,一直无法形成一个完整产业,这样便使美国人有了门槛非常低的可乘之机。现在人家已经大肆进来了,何鸿靠骂人和送叉烧饭并不能打败美国人。”

  冯家超认为,何鸿独领澳门赌场风云期间,由于管理和经营方面有不少纰漏,使澳门本地因为利益产生了许多矛盾,甚至有黑社会火并,影响百姓甚至官员的安全,所以如果再不引入竞争,使业规范管理起来,后果将很严重。

  2002年初,澳门政府打破业专营垄断,将经营权一分为三,将赌牌批予澳门股份有限公司、永利(澳门)度假村股份有限公司和银河娱乐场股份有限公司三家公司,并且允许三家公司拥有二级授权,于是澳门金沙便在银河的名义下独立成立。另外,澳门股份有限公司是从其母公司澳门娱乐有限公司单挑出来经营业的专门公司。冯家超表示,这样的情况下,澳门将产生“三正三副”6家公司,即还有另外两家将在澳博和永利的名义下产生。

  这样的情况自然对澳门本土赌业巨头何鸿构成巨大压力,他一直抱怨,在澳门这个弹丸之地,竞争将变得过于“残酷”。但曾忠禄也表示,美式公司为澳门引入不少先进的人事及营销管理新概念,面对外资公司习惯竞争环境的成熟管理及营销战略,澳博在竞争上将处于弱势。

  大约在2003年,一名神秘的风水大师被著名美国赌场运营商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总裁埃德森偷偷请到澳门特区“盛世莲花”地标旁边,对一幢即将建起的大楼“提出设计建议”。

  尽管风水代表着中国式设计理念,但向来自信的美国人仍然对此深信不疑。“金沙”马上要投资2.6亿美元进行澳门金沙赌场建设,这也是在澳门这一亚洲中心开设的首家海外赌场。按照风水大师的建议,这间赌场被设计成圆形的蜂窝形状,以便留住赌场的“蜂蜜”,而日夜不停进出的赌客们都被比喻成“辛勤的蜜蜂”。

  2004年5月,投资2.65亿美元的澳门金沙赌场开张,首次展示了拉斯韦加斯式的奢华。其开放式经营理念让赌客们觉得耳目一新,争先恐后地到里面品尝免费饮品,然后在宽敞的大厅和赌桌前不断下注。澳门金沙在开业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就收回了投资,随后又将赚到的钱继续投入赌场的扩建工程中,如果以其现有逾700张赌桌与赌场收入计算,该赌场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赌场。

  2006年9月6日,美国赌业大亨韦恩投资12亿美元兴建的永利澳门娱乐场开业,加入竞争日趋激烈的澳门业,这是韦恩在亚洲的首个项目。就这样,两名美国巨头在澳门开始了面对面的竞争,他们的战场从拉斯维加斯转移到了澳门,15年来,两人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一直在捉对厮杀。

  冯家超说:“美式赌场在澳门的角力才刚刚开始,可是它们的介入所带来的从经营理念到文化范畴的中西碰撞,已经对澳门业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冲击。事实上美国人所营造的不再是单一的赌场,而是综合性的休闲、娱乐和购物中心,它甚至可以家庭式参与而不影响儿童的成长,即不让儿童进入的赌场只是它的一个部分。”他认为,这样的模式对于增加澳门的城市综合竞争力有着很积极的作用,将来旅游、购物和会议都可以为澳门带来收入,而不仅限于。

  目前,澳门的赌台数量由2002年开放赌场专营权前的不足400张增至1600张,2006年底有望突破2500张,从而使澳门成为超越拉斯韦加斯的全球第一赌城。在激烈的竞争面前,一些澳门赌业人士担心将出现恶性竞争的局面,但冯家超则认为不需要过分担忧,他表示“竞争就是竞争,没有良性恶性之分”。

  冯家超说:“美国的公司仅有50%收入来自,其他的各种休闲、购物为他们赚取了另外的一半,这些情况与澳门原有的业情况不同。而且美国公司在澳门的投入非常巨大,他们不可能拿钱来这里开玩笑,所以他们的竞争内容应该都是理性的。”他表示,澳门业市场蛋糕还可以整体继续做大,各赌场仍具各自的发展空间。

  现在,与老葡京仅一街之隔,投资2.5亿美元的新葡京赌场酒店建设已经接近尾声,其从建筑设计到内部装修规划,都气派非凡。该酒店将于2006年底落成,预计2007年初开张。冯家超说:“无论从扩大赌场面积,还是提高赌场的档次来说,何鸿至少5年前就该做这些事情了,现在几家外来赌场都已经在澳门建成并赚了钱,不能不说对何鸿都是一次警醒和教训。希望新葡京赌场能够带来更多的新东西,无论是服务、管理还是经营理念。”

  尽管众所周知业在中国有巨大的市场,但是由于执政理念、传统道德等诸多因素,中国政府内部对于禁止开设赌场一直没有放松,仅仅是允许了一些国营彩票的经营,而且内容非常有限。

  但是对于澳门,中国政府却总是网开一面。这个陆路与广东省珠海市接壤,距香港仅一小时水路的前葡萄牙殖民地则是中国唯一一直承认业合法地位的地方,并且不断以各种方式来保持其客源和经济效益。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打击周边国家和地区和赌场,不断放开内地游客到澳门旅游的限制政策,可以视为中央政府对澳门的偏爱与支持。”曾忠禄说,“当然更为重要的一点,即是在澳门积极引入美国公司时,中央政府没有做出任何干扰的举动,这体现了充分尊重‘一国两制’的承诺,也说明了中国政府对于美国公司的情况和行为并不完全反感。”

  为了使澳门迅速摆脱、和黑帮势力聚集地的声名,澳门政府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做了许多工作,其中之一就是向境外机构发放了业牌照。

  2006年的市场份额方面,澳博仍占逾半市场,为53%,金沙占16%,银河占19%,开业只约两个月的永利已占有12%的市场份额。在税收方面,澳门政府原预计2006年的税收为165亿澳元,早前修正为172亿澳元,以目前业的增长状况,澳门政府2007年度财政预算案,预计税收为200亿澳元,较2006年预算增加20%。

  对于赌场老板们来说,澳门业的“战国时代”才刚刚拉开帷幕,即“本地虎”澳门“赌王”何鸿正面临着来自美国的两只“过江龙”前所未有的夹击。另外,随着银河星际、澳博新葡京等旗舰项目的开幕,加上金光大道投入运作,以及米高梅及PBL加入竞争,各公司肯定会各出其谋,通过层出不穷的营销手法,寻找自己的市场定位,以争取客源。届时,澳门业会从目前着重硬件的竞争,逐步转移到服务质素等的软件竞争。

  “对于澳门的产业来说,这当然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但是对于85岁高龄的何鸿自然是一次重创。”冯家超说,“这样的情况将使澳门的业完成从公司到产业的转变,这有利于扩大澳门的城市竞争力,避免始终生活在香港的阴影之中。”

  冯家超说:“需要注意的是,在美式公司进入之前,澳门的名气是很有限的,很多人甚至认为它不过是香港下辖的一个小地区。但是现在情况已经不一样了,由于这些美式公司都是国际上有名的上市企业,既然他们要到澳门来投资,显然必须告诉所有的股东和顾客‘澳门在哪里?澳门是什么地方?澳门有什么发展潜力?’,他们需要在国际上为澳门做许多广告宣传,更需要去说服许多国际银行家和投资商们,让他们尽快认识澳门并产生投资兴趣。”

  2004年以来,冯家超已经受邀参加了在澳门召开的几次国际商务、投资会议,与会的许多国际商人都是第一次听说澳门,第一次来到澳门,也纷纷对澳门产生了好奇和好感。而这样的场面冯家超以前从来没有在澳门见过:“‘澳门’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名称和一座国际城市,除了中央政府的强力支持和澳门政府自身的努力外,也不能否认美式公司在这方面的积极贡献,这些收获仅仅靠澳门是无法达到的。”

  “澳门国际化是中国的资产,相信这是中国人都乐于看到的结果。”冯家超强调,“这样它将有更多机会与内地形成区域合作。”

  曾忠禄(以下简称曾):从2006年的情况来看,业的兴盛对于澳门的改变作用是巨大的,到处大兴土木搞建设即为一个显著特征。在澳门的8大产业中,业一直占到38%以上,而7个行业,仅有占5.1%的制造业与关系较小,可见业在澳门处于命脉经济地位。在澳门本地27万人才资源中,目前有3.5万人在从事与相关的工作,由于行业的不断增加,其对员工文化要求并不高而使许多人弃学就业。澳门的失业率仅为3.5%,基本上属于全民就业状态。

  但澳门人整体文化素质不高,就业人群中目前仅有不到15%的人拥有大专以上学历,这对于澳门提高整体竞争力有着巨大的影响,随着外来力量的加大,澳门人很可能都会陷于被别人“统治”的状况。

  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澳门坊间一直流传着“澳门人不”的传说,过去一两年甚至有人发表论文或演说来分析澳门人不赌的原因,仿佛澳门人对的有天然的免疫能力。但根据我在过去一年多来通过在不同的场合同不同阶层的人的交谈,发现澳门居民到赌场的情况其实比较普遍。说澳门人不是毫无根据的,下面是我的一些发现:

  一、荷官:经对不同赌场的荷官和有关管理人员的调查证实,澳门居民中的荷官很多人到自己工作之外的赌场去。《澳门日报》几个月前曾报道过金沙赌场的荷官因赌输了钱而偷公司的筹码,结果被发现,进一步证明了荷官的事实。根据我的了解,《澳门日报》的报道仅是很多起个案中的一起。

  二、社交:在某航空公司工作的一位白领常常因为社交关系到赌场。因为外地的朋友来了澳门,要找地方让朋友玩,赌场是最理想的地方了,因为澳门最有特色的地方就是赌场。而到了赌场,自己不陪朋友赌一把好像对不起朋友,于是每有朋友来就到赌场陪着赌一把。

  三、长者:本人前不久到一家开张不久的赌场参观,发现地下有几张投注较低的赌桌围着一些长者在投注,赌场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都是澳门人,到这里已有一段时间了。另外我通过方式的调查也证实澳门居民中有部分年长者常常到赌场赌一把。

  四、蓝领:我曾利用乘公交车的机会在不同的时间询问同车上的人,经常碰到工人模样的人告诉我他们每个月都会到赌场去玩一玩,一年大约有1~2万或2~3万元贡献给了赌场。

  曾:如果说上述案例还不够令人信服的话,那么澳门至少有两所高等学院的有关调查可做进一步的证明。澳门大学2003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当时年龄在15至64岁的32万澳门居民中有20.2%在过去一年进赌场进行了,月平均金额为87美元,其中病态赌徒的比重约占1.78%。按该比重计算,澳门每年产生的病态赌徒约有5700人。旅游学院2004年在两家大赌场外对从赌场出来的人进行拦截调查,被成功调查的500人中,51%是澳门居民,30%是澳门出生的。500人中85%的支出为5000澳门元或以下。虽然该调查可能夸大了澳门居民占澳门赌客的比重,但它至少从一个侧面证明澳门人到赌场的比重是比较高的。

  曾:这可能与赌权开放前的印象有关。在澳门赌权开放以前,澳门人到赌场的现象不这么普遍,部分原因可能是当时澳门多数居民对的看法比现在更负面;收入水平比较低;只有一家公司经营赌场,该公司规定在赌场工作的员工不能到赌场;公务员不可以到赌场,因此当时澳门居民到赌场的人比较少。但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赌场由一家公司专营变成了几家公司经营,过去那种禁止员工的规定难以得到有效执行。经济的高速发展使绝大多数人的收入都有较大程度的提高,使人们的消费能力(包括对的消费能力)得到了加强。

  曾:外资赌场的进入,带来了全新的经营模式和与过去不同的赌场环境,增加了赌场对澳门居民们好奇心的。而最重要的是人们对赌场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过去被视为邪门歪道的东西如今正被视为同迪斯尼乐园一样是为人们提供娱乐的正当行业,是可以被接受的。结果,澳门人不(或少)的情形成为历史。今天的澳门居民同地方的人一样经不住赌场的,照样进赌场,并产生病态赌徒。

  曾:了解澳门居民涉及赌场的真实情况对政府和居民自己都有重要意义。如果本地居民会因临近赌场而更多地参与并产生病态赌徒,政府就不能不考虑赌场同居民区需要一定程度的隔离的问题。也由于本地居民进赌场的问题,政府就不得不需要考虑对赌场的宣传加以限制和规范的问题,以及增加当地居民对赌场的负面影响的意识问题。而对广大的澳门居民,认识到本地人口进赌场的普遍性有助于大家提高警惕性,更有意识地采取防范措施。

  曾:西方国家对赌场影响的研究比较严肃,对赌场对当地居民的影响已经有了清楚的认识,因此在赌场规划、赌场管制等方面比澳门做得更好。他们以外来游客为目标顾客的赌场都建在远离居民区的地方,以尽量减少当地居民参与并产生负面影响的机会;只有以本地居民为目标顾客的赌场才建在人口密集区以方便顾客。他们对赌场的广告也有严格的限制,并有比较完整的制度防范病态赌徒和问题赌徒,这些澳门都值得借鉴。

  9月1日,袁振东老师在新学年第一天向他的高三班学生说:“明年毕业后,千万不要加入赌场工作。”但他无奈地发现,新学年的课堂里,又多了几张空凳。下课后,当袁Sir从同事口中得悉又有几个学生为“派牌”辍学时,无力感又再涌上心头,“在澳门教书真吃力”。

  打开近来的澳门报纸,常常会看到“招聘荷官,月薪1.8万元”的全版广告。广告刊出翌日,赌场外马上出现长长的应征人龙,里面有初中生也有大学毕业生;而报纸的另一角是招聘、教师的启事,月薪8000元。

  赌权开放5年以来,这样的故事几乎天天都在重复上演,常演常新。如今,澳门共有约2万人从事业,占总11万劳动人口的18%;澳门打工一族入息中位数5700元,业的入息中位数多出一倍,达1.12万元。赌业的一枝独秀,给澳门带了繁荣,也对其他行业带来了冲击,更威胁着澳门人的传统生活方式。走在今天的澳门大街,到处都是五光十色的赌场招牌,出租车顶也是金沙、永利或葡京的广告。而伴随着这些招牌和广告的增加,澳门人的担忧也在与日俱增。

  2006年6月,包括中、美等八国学者携手研究发布了第一部《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05~2006)》,在全球110个城市的“消费性服务业竞争力”中,澳门高踞第6位。有学者表示,澳门在消费服务未见突出,今次可跻身六强,业可谓功不可没,拉动了本地的排名。

  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主任陈广汉教授告诉记者,赌权的开放和2003年7月开始的国内游客自由行,给澳门经济带来了爆炸性的增长。

  “回归之前,澳门经济连续四年负增长,但2002年到2004年,澳门经济依次实现了10%,14%和28%的高增长。业在经济中比重也从2002年的24%上升到2005年的50%左右。贡献的税收在几年之内更是实现了3倍的增长,2005年更占了政府税收的78.8%。”

  但澳门的业是否会一直按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呢?澳门特区立议员区锦新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考虑到澳门的现实情况,赌场的大量出现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但业不可能无限大、无限强地发展下去,它迟早有一天会遇到发展的瓶颈。”

  区锦新认为,现在澳门的赌台数量已从几年前的400多张暴增到3000多张,未来几年还会增加到5000张。澳门地方这么小,到时竞争会很激烈,甚至会是恶性的,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些规模小、服务差的小赌场被淘汰。而这又可能会引发治安问题。

  回归前一段时间治安之所以不好,就是黑帮围绕着赌权的问题在争地盘。回归后治安好转,一个重要原因是赌权的问题已经解决,黑帮也找到了自己在其中的利益所在,一些小赌场成了某些黑帮找生活的地方。如果到时一些小赌场倒闭,威胁黑帮成员的生存,他们就可能会跑到外面去,治安形势自然会恶化。

  此外,区锦新还担心,现在很多年轻人中学没毕业就去赌场赚快钱,而赌场过分膨胀,随时饱和,届时当荷官的年轻人便会失业,但他们除了派牌还有其他工作技能吗?

  伴随着业的腾飞,澳门的酒店业也在飞速发展,区锦新估计,目前澳门在建的酒店大概有59家左右,多数是外来投资,这些设施完善的新酒店将会给主要由本地人经营的老酒店产生巨大的竞争压力。

  区锦新还担心,在目前地价很低的情况下,酒店、赌场和娱乐业的过快投资、过快发展,有圈地的嫌疑,未来将引发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

  澳门原是小渔港,几个世纪前,今天永利赌场的地方可见渔民小艇出没,他们与对岸辛勤耕种的农夫一样,甘于淡泊。

  在业繁衍兴盛了200多年的澳门,很长时间里其实和大多数澳门人的生活无关。“上一代的澳门人,甚少赌钱。”澳门政府新闻局辅助社会传播处处长欧舜华告诉记者,“小的时候,家里经常有香港亲戚上门,赌输了要讨车费回家。家里人不敢把钱直接给他,怕他拿了再去赌,都是买了船票之后把他送上船。父母会教育你‘系偏行’、‘小赌怡情,大赌乱性’等传统观念。”

  但今天,一切似乎正在发生变化。自从1998年澳门合法化后,球友谈论足球时总爱问“今场买边队?”2002年赌权开放后,越来越多人进了赌场,以吃免费三文治为名,行按角子老虎之实。

  阿珊是前文中袁老师的学生,身边的同学一个又一个投向新口岸赌场的怀抱,让她觉得自己已成异数:坚持升读大学,心怀当社工的理想,与主流社会“金钱至上”的价值观背道而驰。昔日同窗入赌场工作后,心态行为的转变,更令她感受到赌场能将年轻人的世界一分为二。

  “有个男同学,读书时很踏实。会为买一件数百元的喜欢的球衣,慢慢储钱。”阿珊说,自男同学入赌场工作,便予人“做了老板”的感觉。“和他出来唱卡拉OK,他总是抢着付钱请我们,身上又全是名牌袋、名牌衫裤,手机数个月转一次款。”

  “在赌场做的女孩,也很计较身上名牌的数目,因为每天返工也要跟同事斗多。”昔日穿校服裙的单纯女同学,进了赌场后,化浓妆、吸烟、讲粗口,感到跟她的距离愈来愈远。

  陈广汉则认为,的急速扩张,虽然带来了很多税收,但并没有能产生社会财富的扩散效应。“经济发展的成果只有少数人能享受,对大部分人来说,百物腾贵,炒味浓烈的楼市,收入差距扩大,城市拥挤,生活质量下降,打不到车,这些才是最真实的。伴随着的兴盛,社会的和谐程度却在降低,所以澳门才会有劳工的,政府才会出台许多减税和完善社保的措施。”

  现在,澳门很多人担心的是:假如澳门的年轻人全被高薪吸引到赌场工作,再没有人当教师、、医生,下一代澳门人的素质会怎样?过分发展赌业,只会令这个城市的人,眼里只有钱。澳门淳朴、有人情味的世风将会一去不复返。而赌场闪烁的霓虹灯、所谓的“百业兴旺”如果只是表面安逸、实则暗藏危机的话,到那时,澳门人特别是哪些身无长技只会派牌的年轻人,将何以自处?

  “澳门的其实依靠的是一种政策优势,但近几年,香港、日本、、俄罗斯都有合法化的讨论,国内也有类似的呼吁,新加坡则已经开放了,澳门的这种无人竞争的地位将受到挑战。再加上片面发展,对城市的名声和形象都有不利影响,因此,当初开放赌权时,澳门政府的设想是以为龙头,适度多元发展,但几年过去了,这种势头并没有表现出来。”陈广汉说,“因此,应该认真思考:业的规模应该控制在什么水平,才能符合澳门社会的承受能力,而不会冲击澳门的文化特色?

  “当初在赌业中引进外资,就是希望推动业国际化。而国际化的一个标志就是游客的国际化,但这一点也看不出来。自由行之前,香港客人占了一半以上,人只占百分之二十几,但今天,情况已经倒了过来,人占了近60%,香港人是30%左右。澳门赌场所赚的钱,其实很大部分来自。不仅如此,还有赌场组织中国客人到外国去。”

  在这种情况下,陈广汉建议,应认真考虑中资机构进入澳门业的可能性了。“赌权开放时,国家明确表态中资不能参加,这是权衡了方方面面的关系后做出的决定。但现在情况已经变了,业的地位举足轻重,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都控制在外国人的手里,对我们很不利;再加上赌场赚的钱大部分来自内地,让别人赚,为什么我们不能赚?”

  陈广汉同时认为,不能完全脱离来谈论澳门的产业多元化,因为澳门根本没有发展制造业等传统产业的条件,只能因地制宜,让其他的经济增长点从中生长出来。

  “拉斯维加斯是以赌闻名的,但那里的产业结构中,只占了1/3,会展和购物休闲是另外两个支柱。游客在参加会展之余,往往会、购物,这是有联系的。但在澳门,虽然2005年澳门入境游客由回归前的不足900万,增加到1800万人次,但在游客人均消费上只有1633澳门元,而同为旅游目的地城市的香港,游客数2180万人,但人均消费却达4211港元,是澳门的2.5倍。澳门没有多少买东西的地方,这是一个大问题。澳门有吸引力,但这种吸引力太单一。”

  “永利和金沙都有做会展的经验,这方面应该发扬光大。另外,在非旅游方面,澳门可以考虑和珠海合作,因为珠海的城市面貌和自然环境都比澳门好很多,双方应联手做大做强。”

  至于很多人谈论的澳门“三个贸易平台”的角色,陈广汉并不看好,他认为就“中国和葡语国家贸易平台”而言,葡语国家除了巴西外,其他国家和中国的贸易额并不是很多;而所谓的“海外华商服务平台”和“珠三角西部商贸平台”则很牵强,基本上属于概念炒作。

  自1842年香港在珠江口对岸开埠之后,英治香港逐渐完全取代了葡治澳门的中国对外国际贸易港地位,澳门的经济便如一叶帆船在珠江口随波逐流地发展。澳门的整个经济发展过程都是“消极的”、“被动的”,几乎完全依赖外界因素的推动进行,不但高度依赖邻近香港经济的荣枯,更深深地被世界经济体系的盛衰所影响,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依赖型经济体系。

  但是,如同香港、这两个邻近的华人地区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澳门也同时地出现“依赖中的发展”,至1997年回归前夕,只有约43万人口的澳门,其个人每年平均产值竟然达到接约1.7万美元的准发达国家/地区水平,也不能不说是一种经济上的奇迹。而这项经济奇迹是建立在一种比较特殊的产业——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之上的。

  “随波逐流式”经济成长过程,特别是1970代中叶至1990年代中叶之间,对澳门内部经济的最严重的负面后果是,澳门原有的四项主要产业:出口加工业/地产建筑业/旅游业/金融服务业,慢慢演变为旅游业一枝独秀,于是,一旦赌场业绩出现,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经济上的全面。

  盛极必衰,愈接近20世纪最后几年,澳门娱乐业便愈加爆发出由于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独占赌权所形成的独市经营、独家垄断的种种弊端。

  究竟由“澳门赌王”何鸿掌控的娱乐公司独家垄断经营40年的澳门赌场,于1990年代的管理和服务坏到什么程度呢?其实,澳门赌场的流弊一定要与外国(特别是葡萄牙欧洲本土)的赌场营运方式比较,才能彰显出来。

  以何鸿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西郊观光区:艾斯多里尔(Estoril,爱都)经营的爱都酒店娱乐场为例,该赌场便被里斯本政府禁止很多种不当经营手法。

  (三) 赌厅承包制:公司必须亲自经营酒店及赌场的所有部分,不淮将赌场分成若干赌厅,再将赌厅批发出去给他人经营;

  (四) 迭码仔:不准非公司职员在赌场内留连,或在赌场里面及附近范围,作出任何滋扰赌(游)客的行为,例如放贵利(放高利贷)、拉皮条(中介妓女)、敲脚骨(敲诈赌资)、拍膊头(口头勒索)等等;

  (五) 茶钱制:即所有赌场职工均实行每月都可以领得一定数额金钱的包薪制,而非澳门娱乐公司赌场实行的茶钱制,令员工的主要薪水来源来自底薪而非茶钱(自赌客手上强夺回来的小费)。

  但是,这5种在葡萄牙本土被视为“不当”的经营手法,却统统在澳门合法存在多年。为什么葡萄牙政府对欧洲本土的赌场定下如此严苛的规定,但对海外省的澳门却如斯宽松呢?

  理由非常简单,以天主教为国教,实行社会主义,色彩一向偏保守的葡萄牙政府,长期以来,只把幸运业(赌场)当作是促进旅游事业和发泄人民欲的一种辅助手段(管道),本身其实是不太赞成在本土内开设赌场的。

  因此,为避免葡萄牙本土的大多数人民太过沉迷,日夜流连赌场之内,即使葡萄牙政府于1980年代允许开赌,也是只准赌场每天对外开放12个小时(而且只限晚上),更不准赌场对外乱打广告,酿民沉迷,造成严重影响该国人民的生产力,或且令外界以为该国政府是在鼓励人民的负面后果。

  不准赌厅承包制存在,是怕管理太过复杂,造成黑帮涉入赌场经营等管理失控问题;不准迭码仔存在的理由也是一样,但是,除了害怕管理失控,也怕造成骚扰赌(旅)客,令旅游服务水平日趋低落。不准茶钱制,除可防止发牌员等赌桌前线员工,对比较不愿意给小费的赌客板着“晚娘脸”之外,更可以避免公司借此盘剥赌场员工的基本福利,有违该国实行多年的社会主义治国原则。

  但是,对于葡萄牙以前称为“海外省”,后来称为“代为管理的中国领土”的澳门,由于葡萄牙政府对澳门一向实行赤裸裸的、公然的盘剥殖民地利益(特别是贵金属、艺术品),以输血回母国吸食的典型“西葡式殖义政策”,于是,自1937年傅老榕家族初次自澳葡局手里取得澳门赌场专营权以来,24小时营业、公开卖广告、茶钱制等制度便开始在澳门行之已近70年。

  1984年12月,中英《有关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签署生效,里斯本政府知道北京收回香港之后,便要收回澳门,澳葡当局便开始在1986年底开始准许娱乐公司实行赌厅承包制,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纵容迭码仔等具黑帮背景的非赌场职员,在赌场里面及其附近范围进行上述种种违法活动。此后,不但澳门各赌场的内部安全和服务水平开始一落千丈,赌场外面的澳门全境治安也随之日趋恶化,几年之间,澳门便自“主名之城”(Cidade de Nome de Deus),堕落为一个五毒俱全的“罪恶之城”。

  直到澳门特首何厚铧于1999年12月20日上任以后,经过约5年的整顿治理,加上中央政府对澳门开放个人游(自由行)后,大批中国内地游客蜂拥至澳门旅游,澳门经济才开始自谷底反弹。

  2004年5月18日,威尼斯人集团主办的金沙娱乐场开幕,竟然出现中国内地游客万人空巷地挤在赌场入口排队,将赌场大门玻璃打破,旅游业一枝独秀、单边经济高速发展的疯狂场面,令澳门特区政府初步解决了旅游业的问题。如果澳门在经济上仍然过分依赖旅游业,一旦邻近地区(特别是香港)也开办旅游业,澳门经济便很容易被打回原型,走回经济长期萎靡不振的老路。

  因此,通过世界文化遗产,为澳门在赌场之外制造的旅游观光特色,吸引内地旅客前往旧城区一带消费,让澳门不再出现目前“肥了赌场,瘦了商家”,“只有,没有旅游”,新城区(新口岸)赌场内外人山人海,旧城区一般店铺门可罗雀的对比场面,便成为澳门特区政府最近一年以来的重要推广活动。

  2005年7月15日,在中央政府的推荐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通过,澳门历史城区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消息传回澳门,初时大家的反应是不知道该如何有效利用中央送给澳门的这项大礼。不过,澳门政府毕竟拥有长久的旅游推广知识和经验,很快便摸索出一套以世界文化遗产为核心诉求的旅游推广计划出来。

  所谓澳门历史城区,其实是一片以澳门旧城区为核心的历史街区。 选取澳门的部分旧街区作世界文化遗产,是因为它是以往葡萄牙及外国居民居住的旧城区:“主名之城”的核心部分,而且迄今仍在基本上维持原貌。这个大范围的建筑群,风格统一,呈现着海港城市和传统中葡人民居住地的一切典型特色,特别是中西文化融汇交流的特点。

  不但如此,这组旧城区的一系列广场和建筑,还是可以用本地广东裔居民俗称的“澳门街”,亦即以步行方式,穿街走巷,顺着一条南起妈阁街,北达白鸽巢的“动线”串连起来的,所以,澳门民政总署还特别设计了7条步行路线,印成小册子免费派发宣传。

  与此同时,澳门政府有关部门也通过一些近地区的大众传媒,在报刊电视上不断介绍澳门当地的美食、娱乐,吸引游客前往。迄今为止,起码在香港和已经造成不错的口碑,吸引了不少回头客,重新发现一个与葡治时代不大一样,但又保持许多历史原貌的特区新澳门。

  不可否认,对于人口有限、土地狭窄、资源缺乏的澳门来说,现在仍有一大堆有待解决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单单希望以世界文化遗产的旅游推广活动来有效解决是不足够的,但它至少令不少游客在赌场之外有了一些另类的选择,既有,又有旅游。换言之,澳门的世界文化遗产与旅游事业的结合,目前是有一定成效的,以后的发展如何,那就要看澳门特区政府未来几年的努力了。

  (一)整顿治安(2000年):何厚铧就任特首后,便马上循着立法、司法和行政三大途径,三管齐下地大力扫荡和监控以“十四K”和“水房”为首的澳门黑帮。例如2000年9月,用比较详细先进的《反三合会及有组织犯罪法》取代以前制订得较粗疏的《反歹徒法》,并在该法的第三条里,列举出21种特别针对赌场治安不靖的禁令,以作为未来严格管理赌场秩序的法律根据。

  (二)振兴旅游业(2001年):澳门特区政府不但投入重本,继续维持与香港及的传统友好关系,更主动与中国内地67家旅行社合办澳门游签约,大力发展内地游客的珠海/澳门数日游路线,同时主动向珠海市政府租借“三不管”地带的粤方土地,以兴建新的旅客过境边检大楼,以扩大澳门/珠海边境关卡过境人流/车流的容量。

  (三)批出新赌权执照(2002年):2001年9月,澳门特区政府提交,立通过的《幸运条例》修订条文,将澳门的专营权执照自一个扩充至3个,为同年12月开始的赌牌竞投过程提供法律依据。经过约半年的激烈竞争后,澳门特区政府将经营赌场的专营执照,自以前的只有一家(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扩充至目前3家(澳门有限公司/永利集团/威尼斯人酒店集团)并存,同时增加业专利经营税及利润所得税。

  (四) 监督和协助新赌权安排的落实工作(2003年):批出葡京酒店对面的国际商贸城的土地予其中一位新的赌场执照持有法人(永利集团),同时允许另一家新的赌场执照持有法人(威尼斯人酒店集团)在香港上市集资。

  不但如此,澳门特区政府在开放赌权后不久,便马上颁布立同意通过的行政法令《中介人(迭码仔)管理规定》,借赌牌重新颁布及签署新的赌权合约之机会,严格管理“迭码仔”,根绝过去黑帮操纵赌厅的积弊,将整治澳门治安、重新分配赌牌、提升娱乐业服务水平、进一步发展澳门休闲旅游业等多个问题一并解决。

  “后殖民”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流行的学术符号。而澳门是葡萄牙管治400多年的地区,但无论是回归前还是回归后,澳门学界并没有对“后殖民”的论述,这究竟反映了什么?

  我们或许可以说,澳门并非是葡萄牙实际意义上的殖民地,回归前葡萄牙只有治权没有主权,所以澳门仍然保留较好的中国传统文化,不像香港回归前大英帝国主义那种文化强势对香港的渗透,没有真正进入“殖民文化”的氛围;另一方面,澳门学界没有对“后殖民”的论述,我认为是由澳门的文化生态所决定的。澳门是多种文化、多种语言、多种宗教、多种信仰和而不同的地区,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因此,“后殖民”并没有明显表现出来。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澳门城市的文化底蕴是什么?是中国文化还是葡国文化?澳门有400多年的历史,是中西(葡)文化交融的城市,中葡文化在澳门交融、并存是澳门的重要特色。但是,应该指出的是中葡文化的交流存在着语言上的障碍。

  1992年作为葡语推广中心教研组长的马士丁在《澳门过渡期语言发展路向国际学术研究讨会》上就提到:“初到澳门的人在甫抵步便会实时感到在这里沟通的困难,即使用语言也不能解决问题。”他列出4个问题,其中一个是:“葡萄牙管治这地方长达四个世纪,因何只有这样少人说葡语?”他在进行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可以说澳门是一座中国城市。除去2%或3%的外国人之外,居民在种族上都是中国人,他们构成了这个城市最真实、最牢固的部分。”我们知道,语言是作为民族文化传播的载体,也是人类文化沟通的主要工具,语言出现障碍,感情就无从沟通。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特认为:无论从哪方面考察,文化都离不开语言。由此可见,澳门的中国人和澳门的葡国人的“语言障碍”造成了一条深深的文化鸿沟。

  应该说作为葡文化传播的唯一工具──葡语,只能作为前澳葡政府的一种行政语言,在民间未能起着实际作用,占95%以上的澳门华人社会,无论生存方式、文化心理、价值观念等,都是中国文化占主导地位。葡人在澳门有几百年历史,葡语在澳门的“失落”的确是历史上的一种“异数”。当时的葡国学者Maria Trigoso是比较清醒的。他说:“我认为,我们彼此都很难以英国的体育精神去接受和衡量语言的‘失落’,也不能以集体和务实精神去计算其‘赢取’之外……大凡葡萄牙人涉足过的地方大多使用葡文,如巴西和非洲;亚洲也有几个殖民地是使用葡文的,其中汶是最典型的例子。在澳门,葡语从未成为普罗大众的语言,似乎仅是某些城里人的单纯,保留它,主要是作为文化的语言──一种学者的语言。”葡文在澳门只能成为极为少数人的语言,它不能像巴西和非洲及亚洲的汶成为大众语言,主要原因一方面是葡文的“经济效益”价值不大,另一方面是葡文化的意识形态很难渗透澳门这座深厚的中华文化城市,所以葡语一直无法在澳门的华人社会上推广和传播。

  由此可见,澳门“中葡文化”交流只停留于物质的表层上,在语言和官方的行政语言上,而在思想上、精神上和意识形态上的交融还是相当有限的,当然在建筑上、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是有相互影响的,但主要城市的文化底色仍然是以中华文化为主调。从这个角度来看,由于语言障碍,“葡文化”只表现在于行政和法律上的,对于文化而言,看不出有多大的“文化殖民”或称之为“文化霸权”的现象。

  其次,澳门是一个多族群、多社团、多宗教兼容并存的社会,和谐相处,这成为澳门回归后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澳门是较好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地区。前面所说的澳门城市的文化底色仍然是以中华文化为主调,这是因为澳门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澳门华人自然有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不管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以及诸多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学说流派,都在澳门华人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即使在今天仍发挥着作用。今日,澳门之所以能建立起一个和谐的社会,与保留较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诸如和而不同的宽容品格;尊重传统、尊重前人的统序观念;主张统一、反对的爱国思想;海纳百川、协和万邦的包容气度等等,都成为大多数澳门华人立身处世的哲学。中国传统文化中“贵和”思想,如和谐、和睦、和平、和善、祥和等含义,在澳门也都得到很好的传承。所有这些具有精神价值的东西,经过了400多年的积淀,起到了促进澳门和谐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传统文化的长期熏染,成为建构澳门和谐社会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另外,无论是回归前还是回归后,澳门华人民间文化对澳门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积极的意义,澳门华人民间文化发挥了社会性和包容性的重大功能。

  所谓的社会性,就是有整合人群的社会功能。由于澳门华人在葡治时代处于“半自治”的状态,为了维持华人社会的运作,民间文化的社会性充分发挥了它的作用。翻开澳门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到早期澳门许多华人社会组织是整合血缘性的家族和宗族组织,以及涉及血缘的姓氏宗亲组织、地缘性的乡亲会、商业性的组织等。

  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民间文化的社会性已成今天澳门人的重要特征,深深地影响了澳门社会,特别是宗乡社团。在葡治时代,澳门华人宗乡组织以民间文化作为最重要的文化纽带,它起着团结、整合华人社会的作用,如办医院、建学校等,承担许多社会职能。回归后,华人宗乡社团对社会的承担和责任感并没有减弱,他们以有限资源,通过发放奖助学金,捐献社会公益事业等形式,继续关怀社会、造福社群。

  而在民俗方面,澳门民间文化的社会性对于社会凝聚力的加强亦具有重要意义。如民俗节庆的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都是华人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与中国相比,澳门的这些民俗节庆活动具有浓厚的社群特色,从新春团拜到中秋联欢,许多澳门华人在乡会、宗亲社团里庆祝佳节,类似这些活动大大加强澳门华人社会的凝聚力。

  除此之外,澳门华人民间文化也充分体现它的包容性。澳门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地方,华洋杂居,是多种种族组成的社会,又有不同语言、方言,都能包容在一起。尤其在澳门回归后,华人民间文化的包容性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对国家的认同,因此并没有出现“文化身份”的危机感。

  澳门民间文化的包容性,有助于促进种族文化的理解和不同种族间文化的互动。以民间宗教为例,中国的儒、道、释,西方的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等,都能和谐相处,华人与葡人同时可以在庙里祭祀神明。这样的民间宗教包容,无疑增进了华人与种族间的了解。与中国民间文化相比,澳门的华人民间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特征更为突出,其社会意义也更为重大,尤其是华人民间文化对他族文化的包容,更是澳门的主要文化特色。因为澳门文化的包容性,没有出现“后殖民”的文化意识形态也是十分自然的。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从澳门包容并存和而不同的文化生态中,我们看到的:文化并不一定存在着“殖民”或“被殖民”的问题,或者是所谓的“文化霸权”的问题,重要在于“好”与“不好”。好的文化,对人类有益的文化就有价值,人们自然会去接受。我们学习不少西方的先进性文化,并不能说被西方文化所“殖民”。实际上西方“后殖民”理论的作者在我看来多少带有傲慢与偏见。我对“殖民”和“后殖民”并没什么特别的偏爱,尤其是十几年来,“后殖民”在学界上风风火火你唱罢我登场,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是在演绎西方的理论,显得空洞无力。其实,所谓的“殖民”、“后殖民”在当今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中,已经愈来愈失去它的可靠性。澳门有和谐、包容的文化生态,如果硬把她套上“后殖民”的理论来解读,显然是失之偏颇也是危险的。

  相较于香港传媒往往一面倒地狠批政府不同,澳门的情况可谓有天壤之别。澳门政权交接之前,澳门传媒还可以一齐去骂葡萄牙人,对澳门的不公平现象有所匡正;政权交接之后,报纸电视上出现的批判政府施政不当的言论可谓凤毛麟角。因此,有人批评澳门媒体太过温和,没有起到有效监督政府的作用。

  11月20日,在澳门《华侨报》创办70周年那一天,记者就相关的问题和《华侨报》总编辑梁智生先生进行了交流。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在过去70年里,《华侨报》见证了澳门报业的漫长发展历程。在回归后,澳门报业发生了哪些变化?

  梁智生(以下简称梁):葡文报纸在澳门的历史比中文报久远,1822年就有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份报纸《蜜蜂侨报》。但总体而言,澳门的葡文报纸很少,主要还是华文报纸。澳门目前有8份华文报,《澳门日报》发行第一,我们第二。

  回归前,葡人政府对办报有一定限制。回归后这些限制都取消了,办报只是一种商业和投资行为,环境很宽松。这是好的变化,不好的方面是,非常繁荣,与此相关行业的工资水平增长很快,使行业人才流失很严重,报业也受到波及。一个初中毕业生到赌场派牌就有1万多块,而普通记者的薪水也就是6000多,这让我们很难吸引年轻人加盟,对报纸的质量有所影响。

  梁 :1985年9月,鉴于葡文报纸的销量较少,广告收益也不多,而接收葡国新闻消息又须支付较高的电讯费用,亏损严重,葡人政府遂开始对在澳门出版的葡文报纸提供电讯、电力和纸张津贴,第二年,补贴范围扩大到中文媒体。回归后,鉴于当时澳门经济持续低迷,各中文报章经营十分困难,遂由行政长官何厚铧颁发批示,以“协助媒体提高竞争力”的名义,为报社提供资助,包括开办3年、5年以上的津贴,还有购买电脑、印刷等设备时给予的津贴等。但无论是前任葡政府,还是现在的特区政府,虽然对报社提供资助,但并无干预报社的采编业务,澳门的新闻自由是有保证的。

  《南》:大家普遍认为,相较于香港,澳门媒体对政府的监督力度不够,有保守化的倾向,这种现象是否与政府给报纸提供补贴有关?

  梁:为了保持澳门印刷传媒的多元性,避免澳门印刷传媒太过依赖外地(特别是香港)传媒的二手信息、严重缺乏澳门本身观点的缺失,补贴制度应该说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政府对传媒提供金钱补助,确实会令许多人士怀疑传媒机构的独立性。以前,中文传媒对葡国官员的态度是“钱照收、版面照骂、葡国官员照样视而不见”,现在,报纸确实有保守化的问题,对特区政府的批评意见少了许多,这种比较照顾面子的风气,可以说是有利有弊,有利的是澳门特区政府施政时会比较少阻力,弊端则是特首及们一旦决策错误,便没有传媒提醒,一错到底。

  但很多时候,报纸并非故意回避批评,这里面还有澳门的特殊情况:澳门和香港不同,香港喜欢把一切拿出来公开讨论,出了问题用法律去解决;澳门的问题恐怕不比香港少,但澳门是个小地方,人际关系复杂,大家互相照顾情面,不习惯事事较真,批评的意见就很少。在这方面,澳门人有一个学习的过程。

  另外,其中还有一个法律问题。在香港,你要告报纸诽谤是很难胜诉的,因为举证责任在你那边,输了你则要赔很多钱;澳门则不同,告报纸很容易,因为原告也要承担相当的举证责任。这些法律规定无形中束缚了媒体的手脚。

  梁:不管受到媒体批评多不高兴,政府并不会有反弹。相反,为避免报纸的批评,政府会尽量不找你麻烦。毕竟,批评政府并不是不爱政府,更不是不爱国。但对澳门的报纸来说,在监督和批评政府方面还要加强力度,这对增加政府施政透明度、少犯错误,对澳门的长治久安都非常重要。

  4年前,港、澳两家马会就澳门设立独立彩池投注港马一事展开骂战,身兼澳门马会主席的“赌王”何鸿当时公开呼吁:“香港是大佬,但不要大小通吃,要留一碗饭(投注港马业务)给细佬(澳门)食。”

  4年后,部分港人竟要反过来公开呼吁:“澳门才是大佬,但不要大小通吃,要留一碗饭(开赌业务)给细佬(香港)食。”

  为什么?因为这位“细佬”已成长了。摩根大通最近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明年金沙的金光大道项目、美高梅等大型新赌场开业之后,澳门经济将显著增长。估计在业带动下,澳门的人均GDP将于短期内超过香港。

  报告引述官方资料显示,去年澳门人均GDP为2.4249万美元,香港为2.5592万美元,只略高于澳门5.5%。2003年至2005年,澳门人均GDP分别上升11.4%、27%及7.2%;同期,香港的升幅只分别是3%、4.5%及6.2%。

  正当港人仍浸醉于今年港股集资额将首次超过纽约,成为全球仅次于伦敦的第二大金融市场之际,忽然传来澳门人赚钱将多过港人。这个消息立即引起港人哗然。

  一直以来,都是惯性地以“港澳”这样称呼,以后是否要改为“澳港”呢?过去,只有澳门人到香港打工,未来是否会风水轮流转?高档消费品以往只以香港为重要推广市场,将来,澳门是否才是“高消费群”的集中地?

  香港人一向喜欢比较,最初跟新加坡合演“双城记”,后来又担心上海会迎头赶上,谁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反而是香港最看不起的“细佬”澳门,竟有机会超越。于是,令部分港人出现心理不平衡。

  部分港人认为,今日澳门经济之所以能够欣欣向荣,是自2002起开放赌权后所得到的。而香港也是中国的特区,为什么澳门可以开赌,香港不可以?

  反应最快的是代表香港工商界的自由党,立即在议会内重提在香港大屿山也搞赌场。该党主席田北俊表示,在大屿山兴建消闲娱乐中心,可创造就业机会,特别是建造业,相信有助纾缓香港低技术工人的失业问题。另外也可以吸引游客,增加税收。他相信,不会助长本地人的赌风,希望政府咨询公众。

  不过,政党毫不留情地向该党发动“围攻”,强调香港开赌只有百害而无一利。有关动议辩论,在立内以数否决。

  香港民政事务局长何志平更表示,特区政府反对在香港建赌场,担心会增加“病态赌徒”等问题,作为负责任的政府,应避免助长赌风。田北俊就反驳,政府的说法,竟与前几年游说议员支持足球规范化时,刚刚相反。他质疑政府的反对理据。

  摩根大通的报告也并非全说澳门的“好话”,还强调澳门的收入位数的升幅,其实低于人均GDP增幅。2005年澳门每月收入位数约为5765澳门元,最新公布的第三季每月收入位数为6795澳门元,较香港每月收入位数1万港元,仍有较大差距。

  报告认为,有关情况反映了澳门在经济大幅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其实远较香港不平均,贫富不均的问题,比香港更严重。

  何厚铧特首在最新的施政报告中的“开场白”很重要。他说:“今天,特区发展的需要,已经从一个着重从整体中突出重点的阶段,过渡到一个同时强调重点服务于整体的阶段。前一阶段的建设成果,客观上也已经为下一阶段的建设提供了能量。”

  他强调,“未来一年,政府将结合施政的连贯性和调节性,从两个方面入手,实行这一战略性的阶段转换,一个是从主体产业中属于人文性、专题性的部分入手,促进整体经济适度多元化,以及各个范畴的社会事业多元化;一个是深层建设,循着显性的公共生活课题,深入探讨隐性的社会矛盾,把握其根源和各种复杂的变数,促进不同社会利益和机会的合理分配。”

  澳门人的收入一下子增加了许多,随之而来就是分配不均现象在不断加剧,出现了弱势社群。这个问题,主要是与部分澳门人的质素追不上有关。当社会已跑很远时,有人在后面竟没力追上,面临被淘汰的命运。

  另外,因为赌业太盛,澳门已出现“龙头”(赌业)吃掉“龙身”(整体经济)的现象,有主管赌牌的公务员跑去赌场当高层管理人员;也有酒楼大厨放弃2万多澳门元的月薪,宁愿参加收入只有万多元的赌场荷官培训班,因为,他们看上赌场工作前景佳。

  于是,澳门出现严重的人才短缺问题,何厚铧为免公务员流失而宣布明年大幅加薪;也有酒楼远赴内地招聘大厨,替补已离职的员工。

  因此,澳门当务之急,就是要提升整体人口质素,尤其是要适应大量美国资本开进澳门赌业后,所带来的现代美国式管理。

  至于香港,虽然站在高峰上而被人追上,是有点不舒服的感觉,但其实本身的“国际贸易、金融、航运”三大中心,仍是大有可为的,无必要为了一时与澳门争长短,而急于去“赚快钱”。

  被视为曾荫权特首最忠心的智囊组织智经研究中心就提出,香港在一些基础因素上,包括法治、税制以及市场开放程度等,都优于地方;但在教育、人力资源及生活质素等方面,则有待提高,以保持长期竞争力。

  该中心的研究还指出,香港经济上虽然取得成功,但未能在合理的价格之下,提供良好的生活质素。而随着专业人士在全球流动,好的生活条件将成为竞争人才的条件,这方面香港需要正视。

  其实,无论“大佬”还是“细佬”,都同样碰上人才不足的问题。当然,港、澳两地的经济结构不同,所需的人才也各有不同。于是,当有部分港人为了寻找个人理想而到澳门发展时,也将有来自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内地的人才,跑到香港,这是一个正常现象。

  配合澳门的旅游、娱乐、会展业务急速发展,一向头脑灵活多变的港人,相信可以找到一片新天地。反而,香港本身能否持续受到全球人才的青睐,才是目前最大的隐忧。

  美林证券一项研究报告指出,香港空气污染将促使人才南下,因此,新加坡的办公楼前景反而比香港更佳。报告指出,香港拥有发达国家的经济,但沿着珠江三角洲顺流而下的却是发展中国家程度的污染。

  另外,思汇政策研究所也同意香港的空气污染问题严重,每年有大量港人患病,包括1600宗死亡个案、6.42万次住院,每年直接损失20亿港元。

  今天,当人才为了追求个人理想,希望得到较佳的工作发展前景,同时,更重视的是个人及家人的身体健康。因此,香港若希望继续做澳门的“大佬”,仍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来发展社会,就必须整顿空气污染问题。

  圣诞节到了,想想没什么送给你的,又不打算给你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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